遗憾的是，时至今日，我们并没有解决好建立法律的究竟是权威还是真理的关键问题，从当下中国的实际情形看，建立法律的仍是前者而并非后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当下甚嚣尘上着的唱红打黑运动了。

这就有必要进一步论证我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对以法学为知识基础的新道统有没有、或者能不能做出贡献的问题。[51]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结构的转型》，第120页。

但可能出于过头的同情性理解，从而跟我们的社会现实和理论现实认知存在有不能忽略的距离。秦汉政制模式，如果从正面说，比较注重社会稳定有序。比如国东在敦友提出的从理学到法学的转型的基础上，进而提出法哲学作为我们时代的‘第一哲学的命题。之后才是核心范畴的不同论证。只要我们亲身经历了这两个时代，我们便绝可感同身受（恕不举例），尤其是在后三十年里，以国是为进退则更是典型的表征。

但是面对着新学的挑战，他们为自己规定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使命：为宋初以来儒家所共同追求的理想秩序奠定一个永恒的精神基础。‘仁体则指维系这一关系的精神实体。（《与某书》，《戴震全书》卷六）我们都知道，儒家的理想人格是杀身成仁，但请别忘了还有一句君子不立危墙之下，实际的历史是，儒者们更喜欢做自己的君子，杀别人的身。

而且，孔子将这种敬重扩展到了四海之内，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演化成一种以长为尊的兄弟观。学习对哲人而言，是一种充满爱欲（eros）的活动，热爱学习是一种爱欲，是人对整全的渴望的另一种表达。这种关于文化的认识论，可以说是我们既避免陷入极端的文化绝对主义和消极的文化相对主义（相对主义和绝对主义在认知上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一种教条主义）又能保持一种积极而审慎、开放而稳定、宽容而不放纵的多元主义的智识保证，且是唯一保证。阿尔西比亚德是一个一心只想参与政治、掌握城邦命运的年轻人，而且是希腊著名的高富帅，相貌英俊，出身显赫[13]，不过，他不以拼爹为荣而以拼爹为耻，大脑里有一种不同于靠他的亲戚、家庭和财富生活的意志的东西，宁愿今天就死去，也不想过一种不会带来任何新东西的生活。

另一个人说：需要英雄的国家才是不幸的。当然了，凡是涉及辩证法的问题，在大多数中国人脑子中基本上是一团浆糊。

自从苏格拉底缔造了真正的个体（individuals）——自由是内置于其中的（Freedom/Liberty Inside）——以来，西方文明就具有了一种个体与俗世之间的张力，即being与becoming或者说physis（nature，自然，天性）与nomos（convention，习俗，律法）之间的张力，个人的尊严之城、求知之欲、明澈之心、智慧之乐和幸福之爱，最终赢得了超然不可侵犯的权利地位。在《politeia》（《政制》）中，苏格拉底与对话者尝试探讨正义问题，但所有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这与早期对话中尝试给其他美德或美德的本质下定义的情形完全一样——终结于无知的困惑中。孔子可是真够绕的，那我们还是得理一下：克己复礼为仁——仁之本，孝悌也——孝悌者，无违——无违，即生、死、祭以礼孔子绕了一个圈子把仁拐向了礼，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论语·泰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女（汝）其故。

5．淑人君子，其仪一也。安宅舍弗居，狂驰惊奔骛。哲人只不过被误解了，民众则被误导了。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

不过，我们不妨转过头去看一看苏格拉底的话语中的自我或者说人，或许就会有一些关于人的不一样的理解，并能更深刻地体会儒学的非人化。即便是纯按照可怜天下父母心的思路，纯按照狭隘的功利主义哲学的考量，真心为了孩子将来的生存或者说竞争力计，那也要至少明白什么叫错位竞争、差异化竞争或者反周期操作吧，把自己的孩子与其训练成任人挑选的白领，那何不培养成挑选别人的leader呢？要知道，21世纪最缺什么，最缺的是leadership（领袖力，领导力）与creativity（创造力），中国古人（比儒家古得多）的用词是王与聖，奥巴马的leadership难道能靠琴棋书画培养出来吗？乔布斯的creativity难道能靠琴棋书画训练出来吗？Leadership与Creativity的渊源，即是悳，即是nous，即如独立、探索、专注、坚持以及整全的理解力和清晰的判断力等自然天赋，这些自然禀赋在一个已经降临的风险社会中尤为重要，可怜可叹可悲的大多数中国人，总是什么热就干什么，但结果总是错过周期。

虽说禅让制因为无史料可徵，至今仍属于传说的范畴，有学者认为不存在，有学者认为存在。一言以蔽之，孔子之错，就在于不知人而立仁，结果却是吃掉了人。

这恐怕是人治至今难以转型升级为法治的原因之一。一天一天的满足着，即一天一天的堕落着，但却又觉得日见其光荣[51]，德国汉学家顾彬（沃尔夫冈·库宾Wolfgang Kubin）所说，中国人始终就是在混日子，威廉·柯珀所说：只要是奴隶，无论他多么知足，都不可能知道自由可以显示出的万千魅力[52]。（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8月，P130）43. [美]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P16844. 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P24945. 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商务印书馆，北京，2003年11月，P17646. 帕斯卡尔：《思想录》，商务印书馆，1997年2月，P22947. 中国人的阅读率极低，这是屡见报端的事实，从我们日常的耳闻目见也可窥一斑。所以，苏格拉底被认为是西方第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在这一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人越来越被文化化（Culturalized）乃至体制化（Institutionalized）[5]了，这两个词和我们常说的社会化（Socialized）意思差不多。这样，韩仁均先生自己既可以功成名就，还可以让韩寒成为名二代或富二代，这不但一点不耽误而且会有助于韩寒的前途，两全其美，何乐不为呢。

理字从玉，从里，《说文》解释说：理，治玉也。与其说中国人最缺信仰，倒不如说中国人最缺自尊。

Politeia本义为form of government, polity, or regime（政府、政体或治理的模式），请注意form这个关键词，隐含了与人的nous和宇宙的nous的一致性要求，即善生活方式的要求，form of the Good。尽管孔子严重偏科，脑子短路，但其对仁的定义却如金科玉律一般，一直主导着后世儒者的思维方式，比如，后期儒学的集大成者朱熹说：故语心之德，虽其总摄贯通，无所不备，然一言以蔽之，则曰仁而已矣。

6. 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P2487. 黑格尔：《历史哲学》，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年，P1358. 丸山真男：《福泽谕吉与日本近代化》，学林出版社，1992年，P549. 普罗克斯忒斯（Procruste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个强盗，开了一个旅店，房客都是被绑架来的。一若升官发财为人生唯一之目的。

如果不省察出一种新活法，不管鼓捣出一部什么新宪法，终究不会成为活着的宪法，只不过是变戏法，只不过是TXT文件，正如法国组织社会学家米歇尔·克罗齐耶特别地强调说：变革是一个集体学习过程，是新能力的发现和获得，即相关行动者对于新的关系模式、新的推理模式以及相似的集体能力的发现、创造和获取。这奠定了作为西方文明基石的自然法、约定论/契约论（同意，多元，少数服从多数等）、陪审团制等原则的逻辑基础或者说深层结构，正如美国政治哲学家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评价苏格拉底的对话时所说：对话是这两极（forms vs human）的综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而楚文化则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华夏文化的原初性和丰富性，战国时代以齐国稷下学宫为中心的百家争鸣，有学者就指出其与楚文化北上有重大关系，老子和庄子据说都是楚人，但是遗憾的是，到了董仲舒（前179年—前104年）和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及王弼（226-249）的主必致一，执一御万，中华的主流文化从执中变成了执一，逐渐走向了狭隘、单一乃至石化，即远看是树林，近看是石林，大多都是山寨货，诚如李贽所言，执一便是害道。—— 卡尔维诺，《看不见的城市》中国的历史看似漫长，其实大致可浓缩为八个字，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最多再加上一个出来混总是要还的和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这是不管帝王将相还是贩夫走卒都难以摆脱的命运。

但是，苏格拉底却通过我是谁（be）的抽底究问，为真正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奠了个基。学界一般认为《五行》是子思（孔子的孙子）的著作，并倾向于将其划为儒家之列。

不幸的是，国内目前的政治话语现状是，公知泛滥成灾，嘲讽逆流成河。或者说，这样的道路，《五行》中所说的義禮智聖的道路，就是悳之行与行的交互生成并逐渐走向聖智与中和（至人）的过程。

读书虽然不等于有知识，但不读书显然会限定知识的范围和深度。事实上，他们只是在吟诵一种新的‘之乎者也，在供奉一种新的迷信，即相信冷嘲热讽能瓦解权力，却殊不知或佯不知这只是自欺欺人，冷嘲热讽不但不可能瓦解权力，同时又在制造一种新的权力。

人类需要比活着更多的东西，需要如雅致和快乐这样的极为重要的非必需品。所以，不节制是肉体和城邦的所有疾病之因由。无荣誉便无道德，无道德即无底线。Verstand译自拉丁文intellectus，而intellectus对译自希腊文nous。

如果说这个世界已有所不同，那就是流变的泡沫正以前所未有的加速度膨胀，这世界变化快，习惯了装明白，人们深藏不露、一本正经、拿腔作调、神马浮云地活在其中，不求己所是（be），只追己所似（like），不求成‘人，只追成功，不是成为自己，而是成为别人，不是问我是谁，而是拼我爸是谁，在这片被亚历山大征服的神奇土地上，自以为是，自欺欺人，四处讨好，八面玲珑，急呀挤，忙呀盲，抢呀跄，东摇西晃，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十面埋伏，在无知无觉中被神出鬼没地内卷化，压成饼，挤成丝，碾成末，制成胶囊，奢并匮乏着，装并拧巴着，怂并分裂着，乐并虚无着，爱并无力着……一半是海水，一半是沙滩，不管前浪后浪，还是浪打浪，过把瘾就死在沙滩上。据说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怀揣一颗救时之心，游说列国，推广自己的一套治国韬略，结果却是如丧家狗一般，基本上是到哪里都不招待见，直到死后300多年才被汉武帝（前156年－前87年）悦纳而被抬举起来。

但是，格劳孔像雅典的习俗一样，不懂身体与心灵——人的双重存在（a dual being）——之间的区别，以及二者独特而相异的需要：如果肉身的欲望占优势，它们将导致丑陋，不管丑陋如何被装饰。只要出格，就是另类，没有其他选择，没有消极自由。

历史上，儒家中的投降家是最多的，因为任何一家都没有他们那一套自我开脱（自我合理化）、左右逢源的说辞。子曰：‘克己复礼为仁。